聋儿教育的无奈：她顶“黑户”身份奋斗
2009-05-26 来源: 浙江在线-今日早报
六间办公室改造成的儿童卧室和教室，老师的卧室横七竖八地被“安插”在教室、开水间、杂物间里，楼顶平台改成了教师办公室、洗衣房，办公室走廊里装上了洗手槽，楼道里还被安装了简易橱柜……
看这些文字的描述就可以想象条件有多么艰难，这里是“浙江中医学院耳聋康复研究所滨江语训实验基地”。当然，这里不是滨江区，而是下城区东新路424号一座4层办公楼的顶楼，一所尚未取得有效身份的社会力量办学的聋儿康复中心。
听到聋儿说话，她笑了
5月12日，记者来到这里。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女子下楼迎接，深陷的眼眶，疲惫的身影，她就是陈小玲，今年37岁。
聋儿语言训练，陈小玲入行是在1995年，转折点则是在2004年。当时，从义乌跑到杭州工作的她，接到了湖州一位语训班负责人的电话，说他那个只有五六个聋儿的语训班，因种种原因，想以两万元的转让费转给她。
身为出租车司机的丈夫惊讶地问，这两万元的转让费，一直就不富裕的家里怎么拿得出来？陈小玲信心满满地说，前任负责人借了她两万，说先欠着，慢慢还。于是，她丢下孩子，丢下老公，一个人跑到湖州办班去了，那时候，她孩子才3岁。
那两万元的转让费，陈小玲用了近两年才还清，可她觉得很开心，因为让聋儿说话，是她喜欢做的事。2005年的一次全省聋儿演讲比赛中，她的学生还获了集体一等奖。
“我们这里是抢救型的教学，这里的大多数孩子都错过了2岁这个最佳语训时期，最迟到8岁才送过来，他们很可能因为耳聋而无法说话，我们要赶在听力完全丧失前，通过专业的训练帮助他们学会说话。”她说。50万元注册资金，她拿不出
“我当然很想让小铃儿有营业执照。”她说，她这几年来，跑过很多部门，民政局、工商局不知去了多少趟。
工商称，要有50万元的注册资金，还要另缴押金；民政部门表示，陈老师的机构，必须有个上级主管单位，否则也不能批。
这些，陈老师都做不到。
如今，唯一能证明小铃儿“合理存在”的，是一块“浙江中医学院耳聋康复研究所滨江语训实验基地”的牌子，尽管他们已经离开滨江区很久。
研究所的负责人，浙江中医药大学听力与言语科学学院院长王永华，为班里的孩子募捐了统一的班服、时不时介绍大学生志愿者过去帮忙教学。
目前，语训班里有28个孩子。语训费用每月900元，孩子是全托，吃住睡都包括在内。这是小铃儿运转的唯一资金来源，每月25200元。
但需要支付的似乎更多。教职员工(不包括她本人)共8人，工资1500元每人，这是大头，共计12000元；28个孩子一日三餐，8000元；每月电费1000元；场地月租费3000元。
这样算下来，每月盈余差不多只有1000多元。
挂靠是一种无奈
班级里的各类硬件，比如课桌添置、电器等等，都要靠这笔钱来支付。所以，陈小玲常常要倒贴。王永华，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聋儿康复训练研究，现任浙江中医药大学听力与言语科学学院院长、浙江中医药大学耳聋康复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浙江省重点扶植学科的青年学科带头人。
“相比于公办的语训教师，陈老师他们走得太艰难、太无奈了。”他说，民办聋儿语训点，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扶持，是很难发展的。
“为什么不能尝试‘民办公助’呢？”他说，相关部门可以考虑给予一定形式的补助，从扶持公益角度，工商部门也应该考虑降低注册资金的门槛。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给民办语训学校找一个“娘家”、一家主管单位。但由于每个城区的福利待遇首先面向的是本区的孩子，外来的聋儿无法享受这一政策，民办语训点生源过于“宽”，导致了“娘家”难找，王永华说。
曾有三家聋儿语训点，挂靠在公办的杭州市聋儿康复中心的名下，说到挂靠的原因，市聋儿康复中心的董红谊说出了“无奈”两个字。她表示，因为种种原因，语训点大多很难拿到独立的营业执照，挂靠，是这些民办语训点一种无奈的立足方式。
目前仅一家几年前被杭州市残联转正，成为“有娘家”的、规模较大的民办语训点，另外两家前景堪忧。
没执照，就是“黑户”，说得再严重些，还可能因为非法被取缔，所以民办语训机构，一直在萎缩……
残联：能否尝试“民办公助”
当时，陈老师和她的语训部实在无处可去，下城区残联了解了她的困境之后，将办公楼四楼租给她做临时教学地点，象征性收取房租3000元一个月。
“聋儿康复语训点本身就很少，其中公办的也少。”杭州下城区残联理事长张圣地说，陈老师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老师，辅导效果也不错，家长也满意，可惜一直没有执照。
今年年底，下城区残联可能会迁至石桥的杨家村，“我们租用了那里很宽敞的一幢办公楼，我们也希望陈老师能把语训点建到那边去，那边孩子有活动场所，硬件设施应该说是省里一流的。
如果陈老师招收了下城区的聋哑孩子，下城区会考虑对这些孩子给予费用补助。
“怎么样做‘民办公助’这件事，我们也在思考。”张圣地表示。
记者手记“身份证”在何方
从上周开始，杭州的最高温度都突破了30多摄氏度，浙江工商大学公管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叶涛联系记者说，这个语训点很困难，在一个温度35摄氏度的中午，20多个小朋友睡在朝西的房间里，阳光透着窗帘射进来，没有电扇。
叶涛说，说不定报纸登了，会有人捐电扇。
周二，记者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过去。虽然是家苦于拿不到“身份证”、两度搬迁的聋儿语训班，但这里的孩子，很可爱。
每个孩子都抱着陈小玲叫“妈妈”，见到陌生人，孩子会打招呼，口齿不清地说阿姨好，还会抱着你不放，这在聋儿当中，并不多见，聋儿大多有些自闭。
除了给聋儿做培训，陈小玲似乎对一切都是那么容易满足，她告诉记者，她“有车有房，生活美满”，当然，房子，是公公婆婆的回迁房；车子，是老公的出租车。
但是她也怕有一天，这个班转不下去了，“我只是不希望看到那样的一天，我不希望这些孩子就这样被遣散。”
那么，能给她一个合法身份的出路在何方？报道过后，我们会期待到社会力量的资助吗？有关部门会在法律范围内给陈小玲们特事特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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