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听器与听力康复研究文献导读
2009-04-28 来源: 中国医学文摘耳鼻咽喉科学
作者：张华
早在1995年Robinson等曾发表关于助听器使用和听觉可塑性方面的研究。近2年这一领域又成为听力学一大研究热点。值得推荐的一篇文章是Munro和Trotter[1]在2007年发表在IJA的文章。作者比较了助听器选配前与单耳助听器使用几年后的响度不适阈（loudness discomfort levels，LDLs）的差异，发现选配前双耳LDLs相同，单耳助听器使用几年后有助耳的平均LDLs在2000～4000 Hz频率范围提高了7.5 dB。作者无法解释双耳7.5 dB差异的原因，考虑是否由于中枢听觉可塑性所致。
另外一篇是Munro等[2]发表在NeuroReport上的文章。他们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得出相同结论：较无助耳，助听器选配后有助耳的LDLs提高；同时对同一组患者研究发现有助耳的听觉反射阈值也明显提高。
基于这一研究，Munro等[3]也在NeuroReport上发表相关文章。通过听性脑干反应（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es，ABR）检测单耳助听器使用效果。作者使用神经性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双耳ABR波潜伏期无差异；但V～SN10波潜伏期明显提高。作者认为是否由于助听器高频放大增加了神经同步放电从而导致ABR波幅的增加Peek等[4]在JAAA上发表的文章持相反观点。他们进行大样本实验（n=186）并进行跟踪随访6年，数据来源NIDCD/VA。发现助听器使用几年后，无助耳平均LDLs明显降低（5 dB），同时对真耳饱和反应（real-ear saturation response，RESR）与纯音LDLs和真耳-耦合腔差值（rear-ear to coupler difference，RECD）测试计算的RESR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助听器使用期间的平均输出受限约10 dB，低于目标RESR曲线。
Silverman等[5]在JAAA上发表关于听觉剥夺的文章，作者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前景性的研究。研究者进行两组实验：实验组，只对差耳选配助听器；另一组不配助听器。2年后实验组中，好耳的言语识别无改变，有助耳的有轻微提高；对照组，好耳言语识别无变化，但2年后43%的患者差耳言语识别明显下降达17%。这些结果支持临床对非对称听力损失患者选配助听器时，给相对差耳进行选配。
Aazh和Moore[6]在JAAA上的文章。当选择软件和NAL-NL1公式为助听器编程时，仅有36%的选配在所有频率能达到满意的增益（±10 dB以内）；而利用真耳分析作为微调选配指导，有83%能达到这一指标。这正是选配师多年来期待的目标值。但调查显示：75%选配师在进行助听器选配时没有进行探管麦克风校正（真耳分析）。
DSL5.0[i/o]处方公式应用已经2年，但关于其与DSL4.1处方公式的差异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Scollie[7]在Audiology Online文章对这两种处方公式的异同点进行了详尽描述。
目前助听器都具备低频放大功能，Lowery和lyler[8]在JAAA的一篇综述性文章，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仅对低频进行放大或许更优于对全频放大，但作者提出应事先核对不同助听器的压缩拐点。或许大多助听器验配者认为利用自适应反馈抑制线路进行验配是很好的办法，尤其对开放耳选配。但这一选配线路是否有负面效应？是否造成言语和音乐声的扭曲？Johnson等[9]在JAAA撰文，描述了利用这一选配方法不会造成声质量的扭曲。
另外一篇值得推荐的是Shi等[10]在JAAA文章。他们选取2组实验对象，实验组进行LDLs测试；对照组则不做选配前LDL测试。结果发现实验组患者满意度和受益程度高于对照组，且选配后45天重新调试的明显减少。
Souza[11]在Audiol Online上关于临床如何决定压缩的文章。作者提到从事助听器选配者常遇到非常棘手问题：如何选择调整压缩拐点、压缩比和临床各项时间参数，给我们举了一些特殊例子（如何时调高、调低；放大、缩小；加快、减慢）并引用许多研究数据证实。
完全耳道式助听器大都没有音量控制钮（VC），或许选配师认为如果宽动态范围压缩（wide dynamic range compression，WDRC）程序正确，那么音量控制钮是不需要的。Meredith[12]发表在The Hearing Review文章，作者发现88.9%的有经验使用者和60%新使用者都希望有VC钮，并且助听器效果国际条目（theinternational outcome items for hearing aid，IOI-HA）得分也明显高于无VC钮组。
Bentler和Chiou[13]发表在Trends in Amplification关于助听器降噪文章。作者对不同降噪公式工作程序及其与系统相互作用，降噪开启和关闭时间的重要性进行了大量研究。这篇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临床出现的助听器输出，及数字化降噪（the digital noisereduction，DNR）是否对声信号有影响等问题。研究认为并非所有降噪公式都是相同的，了解各种DNR工作程序对指导助听器选配非常重要。
Ricketts和Hornsby[14]在IJA杂志撰文。作者谈到方向性麦克风能为患者在噪声聆听环境下提供受益，但重度听力损失患者是否也能从中受益的相关研究很少。研究者利用6种信噪比（signal to noise ratio，SNRs）进行言语测试。实验组：只能听，不能看；对照组：既能听，也能看。结果显示：听、看条件下的SNRs明显好于只听条件下。作者认为，较中度听障者来说，方向性麦克风同样适用于重度听力损失者。
另一篇由Marcoux等[15]发表在 IJA上文章。文中作者比较了有无数字降噪的选配效果差异。作者进行了一项独特设计：第1组，训练只会一种语言的人，以识别北印度的非本土语言，并在噪声下进行言语测试；第2组在噪声下进行言语训练，但有降噪程序；第3组，无数字化降噪程序。结果显示：3组在新词汇学习上无差异。作者得出结论表明数字降噪作用不大。但作者同时指出，其实验对象为成人，尚需对儿童进行研究。因为许多人认为DNR会阻碍语言和言语的发育。跨语言研究DNR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研究思路。
Valente和Mispagel[16]在Auiology Online上关于单侧聋文章。作者谈到单侧聋并不常见，但听力师在对其进行放大选择时却很难。因为对于CROS来说，今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和适用的产品。
如果你对儿童助听器选配感兴趣，Stelmachowicz等[17]在Ear and Hearing上文章值得一看。几年前这些作者认为助听器的频带放大受限影响儿童/s/和/z/元音感知能力。2007年他们对此做了进一步研究，通过无意义音节感知（nonsense syllableperception）、词汇认知（word recognition）、新词汇学习（novel word learning）和听觉能力（listening effort）4种听觉功能进行研究。得出将放大频带扩大到10 kHz将明显提高儿童音节识别能力，这一发现与他们最新研究报告相一致。
Bagatto和Moodie[18]在Audiologyonline上一篇关于儿童助听器选配文章。作者提到利用ABR进行阈值估计，同时进行RECD测试，能为小儿助听器选配提供客观可靠的数据。
儿童助听器选配一直是选配师面临的难题，尤其是进行RECD测试时，探管和耳膜单独插入外耳道，这对婴儿来说非常困难。Bagatto等[19]在JAAA文章描述了一种新的RECD测试方法。作者研究将探管与ER-10耳声发射探头连接插入外耳道进行测试，他们表明这项测试非常可靠有效。进一步研究将声信号直接通过儿童的耳膜输进去，而不需要再利用探管。
如果想快速了解助听器发展与展望，那么2007年出版在Hearing Review上许多文章值得一看。值得一提的是由Nelson等[20]撰写的关于言语理解与助听器成功选配关系的文章。目前临床上对单耳听力损失是否应该选配助听器仍存在很多争议。Valente[21]在Hearing Journal上文章给我们对单耳听力损失助听器选配策略提供了很好指导。
值得花时间利用有助噪声下言语测试进行助听器选配，并从测试结果预测听障者在真实环境中的受益和满意度。之前一些文章提到过临床有助言语测试与真实环境下选配效果相关性很差。Walden等[22]在2004年的文章提及利用快速噪声下言语测试（quick speech-in-noise test，QuickSIN）作为预测助听器选配效果时由于没考虑到年龄因素，导致两者相关性很差，因此作者指出在进行QuickSIN测试时应事先询问患者年龄。
McArdle和Wilson[23]发表在JAAA上文章，作者利用QuickSIN 中18张词表对听力正常人和陡降型听力损失者进行词表等价性测试，发现QuickSIN词表中只有9张对听障者来说具有等价性，其余词表平均差异达3 dB；同时认为利用QuickSIN词表来评估助听器是非常重要的。
可接受噪声级测试（acceptance of noise level test，ANLT）最初在University of Tennessee研究，目前许多研究机构和临床利用它作为研究对象。Nabelek等[24]发表在JAAA文章。作者也提到，通过选配前听力测试很难预测助听器使用受益和满意度情况；但作者对持续助听器使用者的ANLT测试得分发现：利用ANLT得分预测助听器成功选配的准确度达87%。作者认为，助听器确能使患者受益，在选配前花5分钟进行ANLT测试，将能准确预测哪个患者需要延长指导、加强听觉康复训练和FM系统。
Chisolm等[25]联合国际知名听力学家发表在JAAA上文章对助听器使用效果进行了详细描述。作者认为利用老年听障目录（hearing handicap inventory for the elderly，HHIE）、助听器效果简表（abbreviated profile for measuring hearing aidbenefit，APHAB）、患者自我改善分级（client oriented scaleof improvement，COSI）对助听器进行效果评估是非常容易的，并且统计数据也表明助听器使用确实改善了听障者健康生活质量（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如：听力损失所致的心理、社会、情感等问题。
Mendel[26]在American Journal of Audiology文章认为改良的助听器性能目录（hearing aid performance inventory，HAPI）效果评估与有助HINT、QuickSIN、R-SPIN测试有明显相关，提出不要放弃这些言语测试。
Cox等[27]发表在Ear and Hearing杂志上文章谈到助听器真实环境（real world）下效果评估的重要性。作者提到自我评估目录得分与助听器技术和选配质量有相关性，很多其他因素都对助听器效果评估有影响，作者认为助听器效果评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在临床选配中，选配师希望某种临床测试能预测真实环境下助听器受益情况。 Saunders和Forsline[28]发表在Ear and Hearing上文章。作者比较了行为-感知测试（the performance-perceptual test，PPT）得分与主观HHIE和日常生活中使用放大装置的满意问卷（the satisfaction with amplification in daily life，SADL）得分关系。PPI是指行为部分，利用HINT进行测试，获得标准HINT得分；在感知部分，HINT得分以患者是否理解HINT句中所有词汇。感知精确得分（a measure of the accuracy of the perception，PPDIS）等于行为得分减去感知得分。研究者利用PPDIS来评价高估还是低估了患者噪声下言语能力。尤其对临床感兴趣的是作者发现PPDIS和听障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低估噪声下言语能力的患者，其听障程度往往较重。PPDIS仍需进一步研究，但作者指出PPDIS得分对临床助听器选配是非常有用的。
Souza和Tremblay[29]发表在Trends in Amplification上摘要性文章。作者清楚的提到影响受益的因素，并从声信号的输入到听觉皮层信号的出现，这一过程进行研究。作者尤其从听觉诱发电位的角度来研究助听器放大言语效果。
大多选配师都关心双耳助听器选配是否优于单耳？Noble等[30]发表在IJA 文章对这一问题指出肯定回答。几年前，这些作者开发了一个听觉言语、空间和质量分级（the Speech，Spatial and Qualities of Hearing Scale，SSQ）自我评估量表。SSQ与其他效果评估表不同，包括80个问题，如：听觉注意力、距离感知、声源隔离、听效果、韵律和声质量。研究中作者将一组进行单耳选配；另一组进行双耳。发现双耳助听器受益仅表现在距离分辨，分散或快速转移注意力和听效果方面。作者认为这些潜在的听背景对维持社会能力和良好情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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