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白血病和艾滋病孩子相比，聋儿们得到的社会关注是微乎其微的。每一个聋儿家庭都是一部伤心史——每个新生聋儿的家长，都不断努力地让自己的孩子听到这个世界
下午的诊室里，一个光头男孩抱着毛绒玩具饶有兴趣地玩耍着。周围一片嘈杂，两个白大褂围着他团团转，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焦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孩子倒显得很宁静，对周围的忙乱不为所动。
孩子的头发刚剃过不久，粉嫩的头皮上血管清晰可见。左耳边一条崭新的手术刀疤，在脑后划了个S形。S形的刀疤下陡然隆起一个鼓包。顺着刀口，孩子左耳上带了一个类似助听器式的东西，左后脑上还贴着一个发射器的小圆片。一根电线由此伸出来，连接着远处的一部电脑。电脑上五颜六色，忽闪着数据……
这不是科幻片里的实验室，而是北京同仁医院的耳鼻喉科诊疗室。
孩子是个先天性聋儿，对于周围的一切完全听不到。他只有一周岁，叫左左。医生们正尝试着让他恢复听觉。他们通过手术为左左植入一种替代人耳功能的电子装置——人工耳蜗。也就是那隆起的鼓包所在。当天，是检测效果的时刻。
那根电线一端连着左左的脑袋，一端连着电脑。那部电脑，就像一个声音的旋钮，试图打破那个孩子先天的沉寂世界。如果一切顺利，这个孩子将“听”到出生后的第一个声响。
当然，这种顺利，只是正常人的看法。对于一个先天性聋儿，没有人可以想象那个“开关”将给他带来怎样的冲击。
毕竟，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声音！
医生按下电脑的键盘。一个简单的音符被送进孩子的大脑。专心摆弄玩具的左左，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惊住，抬头一怔，他或许以为是有人敲了一下他的脑袋。不见有人理他，随即又低头玩起玩具。
看样子耳蜗是有效的，左左第一次对声音做出了反应。
医生又摁了一个键盘上的按键。这一次一串音符送进了孩子的大脑，由弱变强。
孩子像是被蜜蜂蛰了，顿时陷入疯狂，把玩具丢在一边，扑向妈妈，又哭又闹。他仿佛意识到了，是刀口里的东西令他烦躁不安。他边哭边下意识地用手去挠那条S形刀疤，电线被他揪断了。
植入的人工耳蜗已经被激活，左左的宁静世界被打破了。
一个从来没有感受过外界声音的聋儿，在这一刻变得像一个刚刚离开母体的婴儿，对一切陌生的声音充满敬畏。他不断被新鲜的声响吓坏，反复地哭。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左左对周围的环境逐渐熟悉，止住了抽泣。当他第一次听到厕所里突然响起的冲水声时，他又哭了。
年轻妈妈则笑逐颜开，孩子听到了！为了这一天她已经举债十几万。
没有人知道这个耳蜗将给左左将来带来什么，毕竟耳蜗植入这项技术在国内才刚刚走过10年。1996年第一例聋儿康复手术在北京同仁医院完成，时至今日，那些最先尝试这项高科技的聋儿们，虽然听到了这个世界的新鲜与曼妙，但同时也经受着外界带来的聒噪与麻烦。
“聋儿村”
北京昌平小汤山，大路边一栋安静的三层小黄楼。每天下午4点半，都有几十个中年人默默聚集在门外。
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有小城市的工薪阶层，也有贫困县的失地农民。他们为了一个目的每天聚集在这里——接送孩子。
这里是北京聋儿康复中心昌平校区，学校有将近70个孩子，年龄最小的3岁，最大的8岁，学习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像个正常人一样说话。如果不出意外，左左不久也将来到这里。
学校外面是车来车往，放学后的校园寂静得要死。孩子们在操场上嬉戏，像是有着约定，彼此打着手势沟通。孩子们的耳朵上都戴着“东西”，那是他们的人造耳朵——助听器或耳蜗。
他们都是聋儿，有的是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因药物中毒导致的。因为过早失去听力，他们的智力比一般孩子发展得要慢，性格也多为自闭。
放学了，家长们领着孩子回家。那是学校后面的砖瓦平房，都是当地村民的出租房，当地人称那一片儿为“聋儿村”。
离“聋儿村”不远有个小河谷，里面有放羊的村民。在这个城乡结合部，除了本地人，在此租房的外地人几乎都是和左左一样的聋儿的父母。他们不愿意让孩子成为“残疾人”，租着每月100元的简陋平房，让孩子上着每月千元的康复学校。
村里的孩子很少与聋儿玩耍，他们称呼这些“奇怪”的孩子为哑巴或者“电子耳”。聋儿并不明白，家长却觉得丢人。每当这时，就让孩子开口说话，震一震他们。
父母们四处筹钱给孩子装了人造耳朵，只是第一步。孩子们还要在学校学习说话，而且必须有家长长期陪伴。家长除了照顾孩子起居，更重要的是承担起语训的重任。
成功的可能性谁也说不上。家长们说，听说有聋儿成为“正常人”，但都只是听说。
全国一些大规模的聋儿康复中心，附近都会有这样的“聋儿村”。每一个聋儿家庭都是一部伤心史。
中国目前有2000多万聋人，其中有80万新生聋儿，并以每年3万～4万的速度在增长。
10月10日下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聋康网（ www.deafchina.com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此次合作将充分整合宋基会事业发展中心、聋康网的优势资源和专业经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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