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点35分，一年级新生提前放学的铃声响起。刘自悦让妈妈抄写黑板上作业的时候，
另一只手已经拖上邻桌的一个同学，而后往操场飞奔。
耳边用以帮助听力的耳蜗，以及拖着长线、挂在背后的盒状助听设备，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学校，是这个七龄男孩的游乐场。灿烂的笑容，咯咯的笑声，以及没完没了的十万个为什么，让周围的人无法相信，他曾经竟是个 “聋儿”。
他在出生15个月后，被医学专家判定：听力丧失，重新开口说话的概率几乎为零。作为母亲，杨馥政说， 2008年9月1日，是属于这个家庭的节日。因为，儿子终于能像健康孩子一样，踏进普通小学的校园。
一个孩子的9月1日备忘录
从昨天7点10分将儿子送进学校后的大半天，杨馥政就开始等待下午2点35分这个时间的到来了。“不知道他适不适应，不知道中午饭吃得怎么样，不知道在课堂上听不听话”，下午2点，她已守在平直中心小学的门口。虽和记者聊着天，但眼神始终没离开过学校的大门。
铃声响起，杨馥政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穿过人流，站到一年级（6）班的窗前。“悦悦！”喊出这一声时，她的眼睛有些发红。正和同学玩耍的刘自悦，转过头来：“妈妈！”
把头贴着妈妈的脸，刘自悦很乖巧地说：“今天中午吃冬瓜排骨，我把饭全吃光了。”随后让妈妈把黑板上老师留下的作业抄下来，自己一溜烟，拉着一个同学往操场跑去。
操场上的刘自悦，玩得很疯；但很乖，会不时跑到妈妈跟前说，中饭还有紫菜蛋汤：过一会，又跑来说：“我今天认识了好几个同学。”
杨馥政站在一边，很甜美地看着。她说，“孩子很兴奋，我很幸福。”
孩子的兴奋，从8月30日上学校报名开始。特别是紧邻上学第一天的8月31日晚上，小家伙躺在床上，仍眨着大眼睛，“妈妈，我睡不着”。小学里，老师会教些什么，会结识哪些小伙伴……话语间充满憧憬。
9月1日，早早起床。刘自悦自己刷牙洗脸、戴上耳蜗，一遍一遍地检查着文具盒、水杯、饭盒，还叮嘱妈妈在书包里放两节电池。“他怕耳蜗的电池用光了，听不清老师说什么”，杨馥政说，懂事的孩子和自己一样，都在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就近来到报社二楼的会客厅，刘自悦把书包里的新课本一一翻出来。课本上，一笔一划地写着自己的名字，“妈妈，我要去买书套；要不，书要弄坏了。”而后拉着记者的手说：“叔叔，我给你念一段拼音。”
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是刘自悦左耳上的一只耳蜗。除此之外，他穿了两件衣服。“热不热？”记者问。“热！”刘自悦拉了拉穿在外面的短袖衬衣。“他怕新同学会去拽连接线，特地要穿两件衣服”，杨馥政补充说，两件衣服间挂着一只拖着连接线的耳蜗助听设备。离开它，刘自悦的听力不复存在。
幸福曾经中断过
这只耳蜗，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
儿子的降生，曾让家庭充满欢乐。但幸福曾经中断过。孩子出生15个月后的一天，杨馥政惊讶地发现，当声音从背后传来时，儿子总是不为所动。孩子是否失聪的猜疑，终于在不久后成为一个痛心的事实──上海一家儿科医院的专家检查后给出结论，孩子只能听到109分贝以上的声音。简单地说，孩子聋了。甚至，助听器也已无能为力。
回想起6年前的那个场景，杨馥政说，仍历历在目，仍痛得揪心。
“医生说，开口说话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借助于安装人工耳蜗”，面对这个“判决”，这位年轻母亲伤心欲绝，但又很快作出决定：就算15000元的人工耳蜗已让这个家庭不堪重负，但只要能让孩子恢复听力，一切都是次要的，“我要让他说话，让他回到有声世界。”
为了这句承诺，杨馥政夫妇俩参加聋儿康复培训，一有空就让儿子做舌操、练听觉、认卡片。一天，儿子突然喊出一声“妈妈”。杨馥政说，她为孩子重新回到有声世界哭了整整一晚。
孩子渐渐长大。杨馥政将儿子送进花朵幼儿园。这里，苏州市盲聋哑学校与花朵幼儿园联合实施融合教育，让聋童按年龄分别进入幼儿园的大、中、小班，和正常的幼儿一起学习游戏，而后每天再接受一定时间的语言训练。
5月27日康复评估时的细节，令杨馥政今生难忘。“心都跳到嗓门眼了，紧张得不得了。”她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等着奇迹的出现。20多分钟的时间里，孩子接受着专家的考核：汉语拼音、读卡片、讲故事、主题对话……“专家宣布他通过一级康复评估的时候，眼泪哗地一下出来了。”杨馥政说。
这是聋儿语训康复的最高等级！
根据规定，三级康复以上的聋儿即可进入学区里的普通小学校上学。“只有和正常的健康小孩一样上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我们聋儿家长才敢说，孩子这才开始真正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杨馥政为孩子设想着未来。
这个暑假，杨馥政在漫长的等待过后，终于拿到平直中心小学的通知书。“9月1日，我儿子上小学了！”这句话，反复缠在杨馥政的嘴边。
9月1日以后的日子
9月1日的杨馥政是幸福的。但在聋儿家长程先生看来，这只是一个起点。
程先生的女儿欣欣是在3岁时因药物致聋的。语训康复后，欣欣顺利进入一所小学就读。但在小学四年级时，欣欣却离开这所普通小学，重新回到盲聋哑学校。
“说是随班就读，其实是随班混读。”程先生特地强调，这是“混日子”的“混”。他说，康复聋儿相比正常孩子，其接受能力和交流能力仍有些欠缺，“如果没有必要的考评制度，鼓励老师去关注这些特殊学生的话，那这些学生就极有可能在课堂上被忽视。”此外，康复聋儿还存在着一定的“禁忌”：因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蜗，无法参加剧烈的体育运动，无法自如学习游泳，也不能接触具有磁场的教学设备。
对于“随班混读”一说，一位要求匿名的普通小学老师坦言，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教师待遇与教学成绩紧密相联，“对康复聋儿花太多的精力，学校方面却没有津贴或激励机制，恐怕会影响老师的积极性。”
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处负责人夏东朴说，目前，苏州共有8家聋儿语训康复机构，现有超过200名学龄前聋儿就读，其中苏州户籍40多名；截至目前，已有20多名聋儿通过三级以上康复评估。夏东朴呼吁，在《教育法》明确三级以上康复聋儿可随班就读的同时，相关部门有必要考虑制定相应措施，以解康复聋儿就学路上的困惑。
苏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副处长秦宁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就目前而言，“随班就读”已无障碍，但“随班混读”现象则需研究和关注，“我们正努力完善相关考评制度，鼓励老师去关心这些特殊的学生，真正帮助他们回归主流社会。”
1988年，国家开始将聋儿康复工作作为一项抢救性工程列入国家计划。在有着22年盲聋哑教育经历的苏州盲聋哑学校副校长包葵看来，语言能力的康复只是聋儿康复工作的一小项，只有让语言康复的聋儿接受后续的正常的教育，才能让他们享受终身康复。其中，能否在入学、升学、就业上给予实质性的帮助，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