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春深山弃少年
很小的时候，也许是不懂得注意卫生的原故，我染上了中耳炎。这本是个小病，但愚昧的父母却不懂得把我及时送进医院，反而听信赤脚游医，往我的耳朵里胡乱灌“药水”。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听力明显下降，父亲才意识到严重性，带我辗转各大医院，但此时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根本没法根治了。
1993年夏天，我勉强读完初中，便只好跟着父亲干农活。我不甘心就这样听凭命运的摆布，在这个小山村里默默无闻地苦度一生，我决心到外面去打工。当时刚好有广东茂名一家国营农场的老板到我们家乡招工，要几十个人，不同意我远走的父母因有三姐夫和我小学时的好友珍同往，才答应了我。母亲带着哭腔再三叮嘱三姐夫说：福儿他耳背，又啥都不懂，你可得好好管他，叫他别乱跑，啊！
我们二十多个人到达茂名后被分成几个组，然后派往茂名的各地林场。我和三姐夫、阿珍、阿军和阿华被分到阳春市双滘镇橡胶林场里的一个分队，主要是割胶。队里原有十多户本地常住胶农，我们刚到时，胶农们很热情。由于远离市镇，胶农们吃的几乎都是自家种的菜，我们没有菜吃，他们便你一扎我一把地给我们送刚从地里采来的新鲜疏菜，同时还给我们分了两块地，教我们种上各种蔬菜苗。年龄较大的阿军贪吃，时常到队上的小卖部去赊鸡蛋。
队里有个老光棍，五十多岁，据说花了两万多元一共买过四个女人，都是广西和湖南那边的，其中两个自个儿逃跑了，一个被其家人救走了，另一个却是有预谋地骗走了他一笔钱。老人对我们特别热情，不到10天，便请我们吃了两顿大餐，还隔三差五地请阿军去吃饭。后来，阿珍告诉我，说那老光棍想女人想疯了，这回吸取教训，想通过正当途径明媒正娶，阿军信誓旦旦地说我们那里有好多年轻的寡妇，可以回家乡帮他介绍一个，那光棍就把阿军当神一般供起来。其实，阿军根本没把握能给他介绍女人，我们家乡哪有什么年轻寡妇呢？
不久，三姐夫、阿珍、阿军和阿华竟然趁夜里上工之机一起逃走了，待我明白真相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不仁不义”的帽子扣在我头上。我永远忘不了那几天的无助和凄凉：胶农们突然变得冷漠的目光令我不寒而栗；那天晚上，我走进老光棍家——我以为他至少应该知道我从头到尾也是一个受害者，我想给他一点安慰，并趁机数落我那些无良老乡，同时希望他们改变一下对我的态度。没想到，我前脚刚踏入老光棍的家门槛，他就愤怒地冲我吼道：你到我家来干嘛？滚出去！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回到“家”里，面对斑驳破败的墙壁，我泪流满面。我年少的心实在没有能力在异乡的深山老林承受这突发的变故啊！我想走，又不知哪里才是出路。
这以后的几天里，再没有人给我送菜，我一直靠山下的河沟里采摘的野菜充饥。好在我在家乡时经常跟父亲到山沟里去干农活，认识许多可以食用的野菜。还好，在肇庆打工的一位表兄听三姐夫说把抛弃在深山里了，马上亲自前来接我。见到他的那一刻，我竟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后来，三姐夫他们解释说，因为他们估算过，在那里割胶根本挣不到钱，便商量着到外面找别的工作，考虑到我年纪太小，出去找不到事做也是一个累赘，于是准备等他们有了落脚之处再来接我。 二、 花都石场慑惊魂
我被姨表兄接到肇庆高要市他所在的一家塑料厂，然后又送到云泘市塑料分厂，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老乡被压模机压断两根手指的惨剧。紧接着，我也在一次不小心中烧坏了一台电动机。我顿时恐惧起来：我原本就耳朵聋，若再失去双手，我将如何在这世上生存？拿着被老板扣掉一半作为电动机维修费后剩下的350元，我独自踏上了去广州的客车。我想从广州坐火车转道湖南返回故乡。
在广州火车站售票厅里徘徊的时候，我邂逅了贵州玉屏的老乡，他当时正给两个江西于都的老表介绍工作，说他所在的石场正在招工，一天最低可挣四五十元，问我们没有兴趣去。为了让我们相信，他还拿出身份证给我们看。江西老表问得很仔细，我却问也没问便跟着去了。我们去的那个石场是花都市芙蓉镇集贤三号石场。到石场后我们才知道，工头另有其人，叫杨德会，贵州沿河县人。头几天，由于机器正在检修，没上工，我和两个江西老表到处走动。我趁此机会把身上仅有的300元寄回了家。后来又来了几个人，我们便被控制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工头把我们锁在屋里。工头的舅佬就睡在外门边，床头放着一根铁棍。我们夜里起来解手，也有一个人拿着铁棍跟着。
刚来的那几个人中有一个跛脚，叫陈志华，重庆万县人，由于和我挨着睡，我很快和他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告诉我，他是被工头骗到这儿来的，对方说是做很轻松的手工活，没想到受骗了。他的脚，是在广州被一辆倒退的小轿车辗压造成的。他当时找不到工作，正在天桥底下睡觉，那辆小车急剧地往后倒退，辗上了他的脚，他惨叫了一声，那个司机不但不过问他的伤势，还探出头来骂了句：死佬，你找死啊？然后扬长而去。 我们的交流方式一直是偷偷地用笔写在纸上。两天后，陈志华准备潜水逃走。我说，这能行吗？他说，别忘了，我是在长江边长大的。我们宿舍旁边有一个湖泊，连绵两里多远，深浅不知。他把衣裤交给我保管，只穿了一条短裤，说穿衣裤潜水不好脱身，然后趁没人之机，悄然潜入水中……
一个小时后，工头的舅佬发现他不见了，大喊大叫起来：有人跑了！那跛脚的重庆仔不见了！随即，工头和一帮人拿着铁棍、锄头、木棒、斧头等吆喝着冲上湖泊两边的山头，搜寻起来，那场景惊心动魄。我很是担心，暗暗为志华祈祷。到了晚上，他们都退下来时，我才放下心来。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中午我放工回来，却赫然发现志华全身赤裸地跪在地上，周围是工头杨德会一帮人。工头手里拿着一块厚1厘米宽3厘米的长竹条，不停地抽打在志华身上，志华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他身上早已是青一块紫一块，有的伤口在淌血。我骇得奔向屋内，心如刀割。不一会儿，志华被放进来，我刚想问他为什么，他却伏在床上放声恸哭：我的耳朵被他们打聋了！我的天哪！呜呜……
我见他的左耳朵果然淌着血，便马上跑出去对工头说：你把他的耳朵打聋了，叫他怎么在石场里干活？没想到，这工头还算“有良心”，下午给志华送来了一支复方滴耳液。后来我才知道，志华在水中潜藏了一夜，以为脱了险，便走出来往邻镇走，却鬼使神差地碰上了正在那里采购日常物资的工头和他的助手。
第二天，我们一起上工。志华几乎是被逼迫去的，我们干的活是推一个铁斗车，到100多米远的山下装满一车石头，然后拉到粉碎机上粉碎成沙石。石头装满一车后足有五六百斤重，须运足气，两脚往后一蹬，然后借助惯力不停地往前拉。而这一系列动作陈志华根本无法完成，他的脚伤还没好，身上又多处受伤。有好几次，我想帮他，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他根本做不了，帮他也没有用。我知道他的用意。三天后，志华悄悄地对我说，他的耳朵好了，准备再次逃走。我吃了一惊：如果这次被抓着，非被打死不可！他却说，继续呆在这里也是生不如死!我一定要逃走！ 这一次，他终于成功地逃走了。
不久，那两个江西老表对我说，有人逃出去报了警，刚才有警察来，工头不知逃哪儿去了。他们对警察说了情况，警察说，你们想走就走，他们没有权力控制你们的自由！可是，当他们俩收拾好东西出来时，警察却开车走了，他们还没走出半里路，就被工头和他的助手以及一帮打手拦住，对他们好一阵痛打。此前，他们俩曾多次因向工头提出要走而被暴打。也许是他们的坚持，工头烦不胜烦，最终，他们答应再帮工头白干几天活，才得以脱身。
两个老表走后，我一下子孤单起来。不久，我在上工时被半山腰里滚下来的大石头砸中胸口，我下意识挡住石头的左手拇指血流如注，我晕了过去。我在工棚里养了10天伤，期间又目睹了湖南工头毒打工人的惨景。我再也没法在这个地狱般的环境里呆下去了，便向工头提出算账回家，我说我有听力障碍，如果再有石头滚下来，我非死不可！那工头的助手不由分说就往我身上一阵乱打，好在玉屏的老乡帮忙说情，工头才勉强给我算账：三个月共1800元，扣除伙食费以及受伤期间的医药费，剩余1000元，再扣提成60%，只剩下400元。我说，为什么要扣提成？他骂道：他妈的，我是靠你们吃饭的，不扣你们的我吃什么？然后，他又强行扣除余下的工资，只给我100元，说我没干到年底，这算违约的罚款。
我拿着浸满血泪的100元来到广州，本想去找志华，可是，茫茫都市，哪里才能找到他？我这100元又能支撑多久？最后，我只好拿着他留给我的东西，黯然登上返回肇庆的车。
三、落难新会苦攀崖
1994年年初，遭遇两次苦难仍没死心的我，再次和同村的一个老乡到广东惠州市博罗县福泉镇一个炮竹厂打工，因不堪另一伙老乡的欺辱，我毅然返回广州，想到南海去投奔堂哥。但到广州后才想到，自己只知道堂哥在南海，具体在哪个镇哪个村或哪个工业区却不知道。我打电话叫堂哥来接我，他却以老板不批假为由拒绝了，万般无奈中，我来到省汽车站二楼一个职介所，交了最后的50元，然后拿着职介所开给我的介绍信到广州新市镇棠下一个玩具厂，当我好不容易找到那个玩具厂时，对方却说没有招工，也没有委托任何单位招工！
我当时已身无分文，走了将近两个小时路，又累又饿又渴。当我回到那个职介所，质问他们为什么要骗人，并要求退回介绍费时，不想他们却骂道：你他妈的发什么火？那间厂没有招工就再给你介绍另一份工作！一个青年逼近我说：退钱？你认为可能吗？我心里陡生了一股寒意。最后，那个给我填介绍信的青年指着旁边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说，这个是来招工的老板，你和那几个人一起跟他去，我问那“老板”开什么厂，他说皮具厂。我见还有两个女孩一起，也就不再说什么。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更何况，天色已经暗下来，我的肚子也很饿了。
可是，当汽车载着我们辗转几个小时，又换乘三轮车拐入一座山沟，竟然又进入一个石场时，我差点晕过去。我费尽周折走出石场，没想到又鬼使神差地被骗进石场！此时，我的心已跌入万丈冰谷，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去年在花都石场的一幕幕惨景。我的情绪相当激动，什么活也不愿意干，但换来的是他们的拳打脚踢。一天，我又提出要走，工头吼道：那你走呀！我以为他真让我走，提了行李便走，可没走多远，我便被他的两个打手骑车赶上来拦住，其中一个很温和地说：小兄弟，别激动嘛，有事好商量。接着便连拖带夹地把我拉回工地，进入一间房子里。工头早已在里面等着。那两个拦截我回来的人立即凶相毕露，连踹了我几脚，然后又强行把我按着跪在地上。
工头漫不经心地站起来，接连在我的胸口踢了几脚，边踢边骂：妈的，你那么容易就走了？你知道我们把你从广州弄到这里来花了多少钱吗？嗯？然后，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使劲一拽，我痛得直掉眼泪。接着，他又顺手拿起一把剪刀在我的头上胡乱剪了几撮头发，威胁说：听着，既然到了这里，就得老老实实地给我干活，否则打断你的腿！
当晚，我被迫上夜班，六百多斤重的一车石头，我拉得比去年还要沉重、费力。我行尸走肉般干了上半夜，下半夜的时候，我开始酝酿逃跑的计划。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直接往山外跑是不行的，那么，惟一的路就是往后山跑，然而后山尽是开发后的悬崖，只有一处半山腰里零散地长着几丛灌木，我决心从那里试试。 大约凌晨5点钟，下班了。我趁他们全部回到山口的工棚休息，就开始攀崖。崖很陡峭，刚开始我很是害怕，怕爬到半山腰摔下来，抑或被他们发现了拉回去打断双腿，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我选择顺从，那真如志华所说的，生不如死！求生的本能使我不顾一切地往上爬，竟然奇迹般爬上了山顶！多年后回想起来，我仍然弄不明白自己当时究竟是如何爬上去的。到山顶后，我又疯也似的向前奔跑。我想，他们肯定发现我逃跑了，正不遗余力地向石山的两头包抄过来！我拼命的跑着，跑着，也不记得究竟跑了多远，只记得自己在跨越一个沟坎时，由于沟的跨度过大，我掉了进去，里面尽是刺藤和荆棘。我又不顾一切的爬出来，衣服被扯破了，我的手臂、腿部被划出一道道血痕。最后，我筋疲力尽，但还是理智地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昏睡过去。后来，我碰到一个果农，才知道那个地方是江门新会地区。
在这里，我将永远记住一个人的名字：黄悦壮。他当时是江门市新会区大泽镇五和农场第三警务区民警。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到石场拿回我的行李，又在他妻子开的猪场里帮了7天忙，获得了足够的车费。然后，他又开了一个多小时摩托车，把我载到江门汽车总站。上车时，担心我错过目的地，他一再叮嘱司机务必在佛山叫我下车，因我说过我要去南海我堂哥那里。
四、赤子之心定普宁
由于堂哥所在的五金厂不招工，我跟着一个老乡工头辗转于南海的各个砖厂，自然又是一番番惊心动魄的经历，值得庆幸的是，我总算在这些遭遇中全身而退。
7个月后，即1994年年底，我转到粤东普宁投奔在那里做制衣车工的侄子玉金。在他的帮助下，我先是在潮阳陈店一家电器厂做了一年半，后来又返回普宁学做车工，而且一做就是10年。那时，由于普宁的制衣行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大都是为香港深圳的大企业加工，管理相当混乱，我们同样遭遇了拖薪欠薪扣薪暴力等非人待遇，好在这里制衣厂很多，有无良老板但也有善良老板，而且遇事有许多老乡共同面对，已学到一技之长的我们打游击似的来往穿梭于各个大大小小的制衣厂，终究没有走出普宁。
2004年，我进入了这家比较注重人文关怀的服装公司，工作和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在这里，我的文章还不时得以发表，其中有一篇诗歌被反复在公司的广播里朗诵，还有一篇哲理短文被选用于公司2007年度精美挂历本，作为公司文化形象送给客户。尽管如此，因为耳聋，在现实生活中，我仍然难以摆脱被人歧视的命运，但我的意志依然坚定，不论生活给予我怎么样的磨难，我都将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走下去！